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其在各方面奋力开拓，不仅仅是实业和教育，包括整个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他都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一生兴办了许多实业和学校，特别是教育方面，兴办的学校更是多达370多所。

张謇从小就聪明，四岁识字，五岁便能熟背整篇千字文，到十岁时，四书五经便烂熟于心，按说"神童"的科举之路应该很畅通，但是恰恰相反，他这个"神童"在科举的路上是举步维艰。

张家祖上三代都无人获取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安排，结识了如皋县的张家。

于是，在取得张家的同意下，张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成为如皋县学的一名生员，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历次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1885年，他已经33岁，他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乡试之后就是会试，结果从1885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中间，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直到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这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年份，也是张謇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却是这个晚清帝国的低谷。

当时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而张謇在其父再三的劝导下，决定再次进京应试，这是其第五次参加会试，结果中了一等第十一名，不同以往的是，这次张謇碰到了他人生的贵人—翁同龢，大名鼎鼎的帝师。原来张謇当初作为吴长庆的幕僚时，对于平叛朝鲜叛乱曾经写过很多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翁同龢赏识，于是翁同龢把他的成绩单给改了，给他提升了一名，变成了第十名。

甲午年这次恩科会试，张謇获得了第十名，进入了殿试，最终在张謇41岁的时候，中一甲第一名状元，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打开了入侵清朝的大门，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可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美梦，迫使他们转而采取扶植清朝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从而维护其殖民利益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

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清政府觉得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崩盘，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苟延残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

于是清廷派出清宗室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于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各地立宪派政治团体，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张謇便在这一时期成为立宪派，并日渐成为该运动的领军人物。

江浙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张謇当选为立宪公会副会长，不久便任正会长。后江苏咨议局成立，咨议局是清廷建立的地方审议机构，具有西方代议制立法机构的雏形，他又被当选为咨议局议长。

他从事的活动也由实业、教育进而转向国内政治，其活动范围也由江苏南通移步到上海、江苏乃至全国。

宣统改元后，他先后发起和组织领导了三次全国赴京请愿团，要求早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均遭到清廷拒绝和镇压。

1911年10月，历史的拐角来了。

武昌起义爆发了，随之一系列的革命活动迅速燃烧全国，南京临时政府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下诞生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虽然说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但是这个政府并不仅仅是靠革命派一股力量建立的。

严格地说这个政府是由革命派、立宪派和其他各种反清革命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联合政府的性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革命力量在全国并不平衡，只是相对集中于海外、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两广地区。

立宪派就不一样了，立宪派势力强大，他们势力遍布全国各省，大多由士绅和退职官僚组成.他们不仅拥有文化知识，而且还大多从事实业活动，有强大的经济后盾。通过立宪运动.他们控制各省咨议局，直接参与和领导地方公共事业，因此在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威望，他们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晚清地方政治秩序，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总之，他们在国内的势力、声望和对舆论的控制均非长期在海外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派所能比拟，立宪派又有非常成熟的政治经验，与地方官员和各方各派人士均有密切的交往、联系。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一事，立宪派不仅在酝酿、设计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张謇对清廷也彻底绝望了，最终决定归附革命，拥护共和。上海光复后，他随即与江苏巡抚程德全策划宣布江苏独立。1911年11月中旬，张謇、赵凤昌等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他们想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构，磋商对内对外的方法。

后来各省代表从武昌移至上海，后又移南京，固然与武汉形势吃紧有关，但也与上海独特地理位置，尤其与张謇的影响有关。各省宣布独立后，各方虽都有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意愿，但因领导人选不一，一时陷于难产。

在当时有这样几位人望可供选择：黎元洪、黄兴

在张謇和各省都督府代表的眼中，黎元洪的资历威望还不足以号令全国。黄兴是革命党元老和创世人，众人当时想推荐黄兴担任临时政府总统，但是黄兴本人觉得自己的资历与威望还不能和中山先生比肩。

张謇、程德全等人于是联合东南各省军政府，公电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亲自前往拜访张謇等人，向他们征求和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的意见。此后孙中山还与南北政界要员接洽，争取各方力量，尤其是立宪人士对他的认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同立宪派人士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人相互磋商，相互商讨，进一步增进了双方彼此的了解，直接促成了革命党人与赞同民主共和的立宪人士的合作，为稍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铺平了道路。

孙中山和张謇虽是首次见面，但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民权的理念，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观，早已驱使他们去自觉地担负起拯救社会、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虽然他们各自吸取的文化营养不同，但是他们同处于一个蓝天之下，激荡的时代风云，遽变的社会现实，都直接把他们推到历史的前沿。他们都是受甲午战败的刺激而走上中国历史舞台，投身政治的。

甲午战争之前，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主张通过和平改良道路，推动社会进步，用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民主政治，振兴中国。但甲午惨败，击碎了他的这一梦想。战后他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开始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希望通过推翻清政府，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共和国。

张謇早年在随吴长庆赴朝之后，逐渐看清世界大势。自甲午战后，目睹清朝的腐朽无能，开始了实业救国的活动，强烈要求改革政治，主张通过君主立宪，兴办教育，发展实业，振兴国家。

孙中山、黄兴等之所以征询张謇等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意见，首先与他们兼容并蓄的思想有关。其次，与张謇等人的资历名望分不开。张謇是立宪派领袖，汤寿潜是浙江都督，程德全是江苏都督，有他们支持，南京临时政府不仅能顺利诞生，而且有利于东南社会的稳定。此外，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邀请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参加临时中央政府还有财政上的考虑。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立宪派领袖和实业界领袖的参加，临时中央政府即使成立起来，也不巩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张謇担任实业总长，程德全担任内务总长，汤寿潜担任交通总长。果真如孙中山所预测的一样，南京临时政府在财政上遇到极大的困难，作为实业总长张謇在这时候起到极大的作用，张謇当时在南通创办了一所私营棉纺织企业，名为大生纱厂，厂区周围是产棉区，原料价廉。这所纱厂经营顺利，利润优厚，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倾销东北的洋布锐减，大生纱厂生产的土布得以在东北畅销，一年总销数在15万件以上，这就给大生纱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后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注册，并取得"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树立了大生地方经济垄断的体系。张謇于是以大生资产为担保，向日本借贷30万元，又通过其他渠道筹借了50万元，为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尽了自已的努力，提供了最稳定的经济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进行博弈的有三股力量：革命派、立宪派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势力。在这三股力量中，立宪派直接左右革命的成败和清朝的存亡。

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过渡政府，只是建立全国统一中央政府迈出的第一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清政府还依然存在，中国出现了南北两政权对峙的局面。由于列强的干涉，国家正面临分裂瓦解的危险。如何结束南北分裂对立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是摆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等面前的一个严肃而迫切的问题。在结束南北分裂局面、结束清朝统治和建立全国统一民主共和中央政府的过程中，张謇又出马了，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謇同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张謇曾经做过袁世凯的老师。给袁世凯做先生时，张謇才29岁。袁世凯下笔"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他无法修改，刚教训几句，袁世凯这个学生却发飙："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功万里外，岂甘愿死守圣教周礼之下。"一番慷慨陈词，张老师大受感动，嘉许其治军之才，向吴长庆保荐，先任营务处帮办，后当先锋营管带。因此应该说袁世凯是在张謇的提携下从此打开了仕途的通道，于是张謇利用师生之谊，他夜访袁世凯，劝说其顺应潮流，赞同共和，他的劝导顺应了当时社会民众的企望，受到各方人士的赞许与肯定。当然了，张謇对袁世凯的劝导成功，固然有师生之情，但是政治家永远是利益为先的，其实袁世凯能主张共和也与他当时的处境分不开。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和北洋军政集团之所以能迅速地东山再起，从革命党人手中获得政权，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固然与北洋军政集团的实力和袁世凯个人政治手段不无关系，但是在相当程度上却是和袁世凯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有着因果关系。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凯的政治主张是赞同君主立宪的。他的态度十分积极，而且所管辖下的直隶地区自新政以来取得十分有效的成就，这些都为他在政治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他大办警政，警察这一职业就是袁世凯开了历史先河，他还编练新军，举办实业，开办各类新式学堂，成效显著，被赋予了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希望。

宣统元年，幼年的溥仪继位，其生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可谓是有新仇加旧怨，一上台就以袁"足疾未愈"为名，把他"开缺回籍"。对于宣统改元后他的被黜，人们更是寄于深切的同情，而昔年他编练的新军仍然效忠于他。所以，待到武昌起义爆发，举朝上下，凡一切拥护清廷、反对革命的人和所有赞同推翻清廷的人们(包括革命党人和对清廷不满的立宪派)都把未来中国政治寄望于他身上。

袁世凯被废黜后，其政治信念并未有什么改变，还是君主立宪。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请其出山。他提出六项条件，关键是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清廷最终被迫同意了袁氏这些条件，并任命他为首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至此，袁氏的君主立宪主张基本达到了。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退朝，乘马车从东华门驶出，途经东安门来到三顺茶叶店门前时，北方革命党人扔出的炸弹击中马车车辕，炸弹炸死了护卫管带、排长各1人，亲兵2人，马巡2人。袁世凯被扣在炸翻的车下，狼狈地从车下爬出来。

其实这些刺客并不是清一色的同盟会会员。只是他们都不满意南方对于袁的妥协政策，想用暗杀的手段把这个不雨不晴的局势扭转过来。

这次刺杀活动让袁世凯决心选择后者，虽说有一定的风险，却可成为民国的未来开国总统，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民主共和政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张謇告诉他共和政治"岂能扼扬子江之水使之逆流!"，他还告诫袁世凯"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下"。要做华盛顿，不要做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四。张謇还派江苏咨议局议员面见袁世凯，要袁接受民主共和，以民主共和已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应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相劝。自己所处的困境再加上张謇的尽力劝说，这让袁世凯态度发生重大改变。

他一面公开宣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另一面则上奏，逼清廷退位。并请段祺瑞等近50名北洋将领帮忙，与之配合，发表电奏，声称宣布拥护共和，并要清廷立即退位，否则将率兵前来北京。

隆裕太后一见慌了手脚，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优待条件，1912年2月12日溥仪正式宣布退位，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张謇还亲自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这位曾经大清官员用自己的锦绣文章夺得状元头衔，如今又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为大清皇室写了一篇讣告，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张謇利用临时政府的有关清朝皇室退位，皇族及有关旗人的优待条件，从而保证了新旧政权的和平交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至此，袁世凯如愿以偿。

同一天，孙中山如约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荐袁世凯自代。袁世凯获临时参议院全票通过。临时参议院在致袁氏电文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就这样，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是一个与革命毫无关系的人。他的政治态度的转变和当上临时大总统并不表明他对民主共和政治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权力欲望的驱动，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一点，这一点非张謇等人乃至革命党人所能预料。

历史是复杂的，事随境迁，张謇开始主张实业救国，待看到仅有实业还不够，还须国家政治改良，进而主张君宪救国。他的每一步政治转向都带有强烈的反思和自我修正的意味。可以说，近代中国所有的思想家，政治家，几乎都毫无例外具有这一特点，这是近代社会变迁在他身上的留痕，也是他自我反思和修正的反映。

所以说，任何政治主张的提出和实践行动决不是政治家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都是受当时中国国情所制约的结果。只有将他们放在当时历史的整体中进行探索，才能对他们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中华民国国歌歌词作者沈恩孚曾经为张謇敬送了一首挽诗，此诗文应该是对张謇一生事功的最好概括和肯定。

名满乾坤事满肩，半生粗砺傲时贤；江淮忧乐观天下，朝市沧桑感暮年；

一代人才青史冠，五山风景白云眠；文章经济均千古，更有南通两字传。

来源：作者：吴国立

责任编辑：林锋云